环推门而出，她最后的嘶吼被暴雨淹没。
主席台上，我展开的演讲稿里夹着胃癌筛查报告——患者姓名栏赫然写着白婉，诊断日期是三天前。
10三年后，我站在电视台镁光灯下整理西装袖扣，1992 年的聚光灯烤得人后颈发烫。
主持人举着话筒凑近时，我瞥见提词器上滚动的“改革先锋”字样，恍惚看见前世印在死亡通知书上的“胃癌晚期”。
“周总如何看待民营经济？”
我对着镜头微笑，忽然想起早上在街边看到的一幕。
棚户区逼仄的筒子楼里，白婉正用豁口铝盆接漏雨，她爹妈蹲在霉烂的炕席上挑菜叶。
“就像这身衣服吧。”
我解开定制西装，“计划经济是针脚，市场经济才是布料。”
袖扣背面刻着 1985 年的日期，那是我用第一桶金买的纪念品。
此时此刻，白父的半导体收音机刺啦响着，突然传出我的声音：“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……”他枯树皮似的手猛地攥紧烂菜叶，汁水顺着肝硬化腹水的肚皮往下淌。
“丧门星！
“白母把烂西红柿砸向糊着报纸的墙，墙上我荣获十佳企业家的剪报浸在红色汁液里。
那照片是去年拍的，背景里的红旗轿车刚撞死她提前释放的儿子。
白婉蜷在灶台边点火，化疗掉光的头皮贴着油毡墙。
她哆嗦着摸出珍藏的铜顶针——前世我临死前想给她的婚戒，此刻被煤油灯照得像个嘲讽的笑脸。
主持人翻动采访提纲：“听说您至今未婚？
我顿了顿：“我在等国家发对象。”
观众席爆出笑声，我似乎看到了白婉正把菜汤泼向电视机，屏幕里的我却突然切换成顾明朗在监狱踩缝纫机的镜头。
12一年后，我推开 307 病房的门时，白婉正试图用溃烂的手指去够床头铃。
她的动作让氧气面罩歪斜，露出下巴处溃烂的癌变组织，像极了 1985 年暴雨夜摔碎的发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