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毒水的气味像无数根冰针刺入鼻腔，林小满把脸埋进校服袖口，蓝白布料上残留的圆珠笔油墨混着医院特有的死亡气息，在喉头凝成苦涩的硬块。
走廊转角处的消防栓外壳剥落，露出里面暗红色的锈迹，像极了上周她咳在数学作业本上的血点子。
母亲赵秀兰佝偻着背坐在蓝色塑料椅上，开裂的指甲反复摩挲着缴费单边缘。
那张薄纸的褶皱里藏着四万七千三百元的重量，压得她右耳的助听器发出蜂鸣般的杂音——那是十年前在纺织车间被机器绞断耳膜时落下的病根。
她习惯性将左耳转向诊室方向，白炽灯管在茶色镜片上投下栅栏状的阴影。
林建国蹲在消防栓旁，迷彩胶鞋碾着地面不知谁遗落的药片。
作训服袖口的线头随着他掏烟的动作簌簌颤动，露出腕骨处蜿蜒的旧伤疤。
那是九八年抗洪时被钢筋划破的，此刻在走廊阴冷的空气里泛着青紫。
烟盒里最后一支红梅被捏得扁皱，过滤嘴里的棉絮钻出来，落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