暖炉旁。
弟弟突然放下筷子，目光灼灼：“我想再问问肾移植的事。”
话音未落，堂屋陷入寂静，唯有柴火噼啪作响。
叔伯们纷纷开口：“要是能根治，砸锅卖铁也得试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，像无形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那些天，我翻遍医学文献，打遍认识的专家电话。
不同的声音在听筒里交织：有的说“早移植预后好”，有的警告“风险不可控”。
弟弟攥着手机反复听录音，指尖因用力而泛白：“姐，我想试试...”可深夜里，他又发来消息：“万一手术失败，是不是连累大家了？”
次日，父亲蹲在门槛上抽闷烟，烟灰簌簌落在破旧的皮鞋上：“打听了当医生的亲戚，说至少二十万，家里能凑的有限，你工作稳定，得多担待。”
母亲抹着眼泪往我碗里夹肉：“闺女不容易，可弟弟的命...”我盯着跳动的炉火，喉咙发紧，最终咬着牙点头：“能做做吧，钱我来想办法。”
在解放军医院的诊室里，CT片在灯箱上泛着冷光。
专家推了推眼镜，语气严肃：“贫血、血压不稳，长期熬夜的习惯必须改。
现阶段贸然手术，风险太大。”
弟弟攥着诊断单的手微微发抖，我伸手揽住他单薄的肩膀，窗外的风呼啸而过，却吹不散满室沉重的叹息。
暮色沉沉地压在老屋瓦檐上，弟弟透析的日程表在墙上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
这一年里，他努力调整作息，学着在透析间隙打理阳台上的绿萝，可命运总在平静时掀起波澜——两次胃出血急诊入院，医生翻着检查单摇头：“药物忌口没做到位，饮食也太随意。”
我攥着医院的饮食指导表，向单位请了小长假。
我照着食谱给他做饭；深夜里，总要轻手轻脚推开弟弟房门，确认他没有偷偷吃零食熬夜。
那些日子，连空气都凝固成紧绷的弦，生怕一个疏忽就会引发新的危机。
可父亲的眼神对我却愈发冰冷。
某个暴雨倾盆的傍晚，亲戚都在我家喝油茶，茶后，我在清扫家里的灰尘，他突然摔了手中的水杯：“都是因为你！
要不是你当初选卫校，弟弟怎么会跟着走这条路？”
碎瓷片在地上炸开，映出他通红的眼眶。
周围亲戚的议论也如潮水般涌来：“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