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踟蹰，显然她买报的过程中听到些了不得的消息。
她急道，“街上卖馄饨的胖大爷说，这小日本可恶极，到时候总会打到咱上海滩来。”
我当然不能告诉她，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侵华日军就要发起攻势，血洗上海。
租界自然不会有太大危险，但我记得长工簿子上写阿春家地址在闸北。
“你别急。
这报上讲，日军攻打锦州，锦州离上海远着呢，一时半会还过不来。”
我安慰阿春道，“你看这报上还说，辽宁“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”与日军激战于许家屯附近，咱们有人反抗日本的侵略，就有希望，不是吗？”
阿春好像明白又好像没明白，动了动嘴，最后什么也没问。
阿春快要走出门时，我叫住了她。
“阿春，你这个月就不要回家了。
可以让家里人过来看看你，让他们挤一挤，在你那间屋子住一段时间。
你来和我睡。”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疑惑地看了我一眼。
最后临走时，她低声说道：“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了。”
操吴戈兮被犀甲，车错毂兮短兵接。
——《九歌·国殇》5 残阳离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。
我每撕下一页日历，心里的不安便增加几分，整个人也显得颓唐。
谢居安捎来口信，邀我去外滩散步。
经过黄埔江边，我竟有一瞬间的幻觉，似乎看见江水泛红，炮火轰鸣中，血流成河。
我摇摇头，把这些画面从脑海中甩出去。
谢居安与我一起沉默着，他似乎也明白我。
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外商涌入长江门户。
上海滩更是如此，码头货船来往。
做活的工人穿着单薄的衣衫，只为挣些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。
上海划定了不少租界，外资在其中开办银行，开设行栈，推着上海向远东第一大都市迈进。
他们在外滩大兴土木，营建豪华大厦。
于是这片昔日无比荒芜的河滩，就成为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“远东华尔街”。
这张金融巨网也暂时为租界提供了安全保障。
据我所知，1937年淞沪会战之前，日军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进入上海租界。
我犹豫着，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。
但梦里发生的一切都太真实、太残酷，万一真的会发生呢？
“谢居安。”
我叫他的名字。
“嗯。”
他将身体倾斜过来，低头听我讲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