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我站在急诊室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前，硬币卡在投币口发出细微的震颤。
消毒水的气味里混进一缕若有若无的桂花香，这让我想起上个月在邮局嗅到的陈旧纸张气息。
那天我取到了父亲的遗物——一摞贴着八十年代邮票的航空信，收件人地址是早已拆除的纺织厂女工宿舍。
金属碰撞声惊醒了我。
硬币终于落进机器，碳酸饮料在铁皮通道里滚动的声音格外清脆。
值班护士站的挂钟秒针正在倒走，我揉了揉发酸的眼角，转身时差点撞上推着仪器车的清洁工。
他灰白的工作服下露出半截青紫色手腕，像极了父亲临终前静脉上的尸斑。
回到病房时，母亲的呼吸机发出规律的嗡鸣。
我摸出贴身口袋里的最后一封信，泛黄信纸上爬满父亲特有的蝇头小楷：
